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白山云在7月8日的记者会上介绍了此案的基本情况，其中重点解释了对刘志军判处死缓的量刑理由。
当年与刘志军一同当养路工的一定还有他人，何以惟独刘志军一人能够飞黄腾达？事发之前人们总说那是他有本事。连带责任的有效期并非以最后的任命期为限，可以追溯到被任命者违法行为的最早发生期。
随着施政科学化的进展，近年来行政问责制已经陆续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受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刘志军受贿案终于有了结果。根据百度百科的有关条目，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刘志军的善于钻营也令人瞠目。假如将这一制度移植到人事领域，将会产生更加惊人的效果。
对刘志军另外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方面的大量犯罪事实，以及网上盛传的18个情妇、374套住房等情节暂且不论，仅就受贿的犯罪事实，应当如何量刑才比较适当呢？ 笔者匆匆地算了两笔账。连带责任的大小则可根据被任命者违法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以及任命者在任命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性质（如安插、勾结、庇护、疏忽、失误、失察等）来确定对于言论自由之政治价值的认知古已有之。
这一司法解释可能对目前活跃的三类人物构成一种司法恐怖：一是网络大Ｖ群体，他们的任何发言很容易被浏览点击五千字或转发五百次，也很容易与政府认定的公共秩序混乱等标准不一致。不过，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学还是牢固确立了言论自由的正当性。中世纪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异端言论裁判也极其残酷。《国语·周语上》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因为对官员而言，他们的特权合法性来自公共利益，受限制的义务也来自公共利益，二者相匹配的目的正是为了确保官员更好地代表和实现公共利益。按照这里的司法标准，2007年发生在厦门的PX事件中大量的网络动员人士都可入罪，因为他们显然引起了群体性事件和公共秩序混乱，然而该事件却开创了我国参与式开放治理的样本意义。
（本文原载《新产经》2013年第10期，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言论自由 。对于当前的网络言论治理，其核心原理亦然。在遭遇批评性言论时，他们就不再强调自身是官员，而愿意接受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躲藏在公民的外衣下享受着法律的平等保护。施米特亦曾从保守主义角度提醒言论自由对政治统一体精神的消解作用。
若政府不是基于严格管控的传统封闭型统治思维，而是适应民主时代和开放社会的要求，通过合理的制度供给来优化网络公共讨论的议题结构和商谈品质，则司法解释中列举的那些裁量性情节不仅不应成为定罪或量刑的标准，甚至可以成为支撑中央文件中关于强化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亮点，成为国家形象的增量。回到言论自由本身，这从来不是一种自言自语的自由，而是一种公共交往的自由。为加强管控效果，该司法解释还对寻衅滋事罪的要件进行了扩大解释，以便容纳网络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新式行为。在所列举的裁量性情节中，引发群体性事件、引发公共秩序混乱、损害国家形象等均为弹性极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然而，这些关于言论的酷政既未能阻挡平民暴动，也未能抵制宗教改革。赤裸的个人面对暴力的国家只是现代政治哲学的纯粹模型，是基于原理论证的抽象，而不是真实可欲的政治图景
在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此种震荡与艰难亦触目惊心。然而，这些关于言论的酷政既未能阻挡平民暴动，也未能抵制宗教改革。
官员享受着制度性保障下的充分的特权，但却不愿承担与此类特权相应的公共义务，不愿承受更为沉重的批评负担。然而，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体的技术结构，使得媒体控制变得极其困难。既然言论自由具有如此重要的政治价值，那么围绕言论自由的政治斗争就必然是长期和残酷的。可以说，任何政府在本性上都会排斥民众的批评，因此如果没有相对活跃的公共领域以及稳健的官民互动平台，权利承诺的兑现将无比艰难。中世纪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异端言论裁判也极其残酷。为加强管控效果，该司法解释还对寻衅滋事罪的要件进行了扩大解释，以便容纳网络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新式行为。
如果说在古典时代和保守主义视野中，言论自由或者是基于功利主义的理由而获得有限存在，或者是被视为洪水猛兽，那么在民主时代和开放社会，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些关于言论自由的政治哲学显然已经过时。二是死磕派律师，他们对诸多案件的公共介入必然依赖于一定的网络动员，也很容易被界定为诽谤罪或寻衅滋事罪。
只有社会是健全的，个人才不可能过于自私，而国家也不可能过于专制。诽谤罪本身是自诉类犯罪，但该司法解释通过对该条第二款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一要件的扩大化解释，实质上实现了自诉案件公诉化的转换，为公诉机关直接介入诽谤罪追诉洞开了方便之门。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对言论自由最严厉的管制莫过于《国语·周语上》所载周厉王的禁谤令了，其政治效果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政治后果是国人暴动。这是两高司法解释出台的深层逻辑。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这一司法解释可能对目前活跃的三类人物构成一种司法恐怖：一是网络大Ｖ群体，他们的任何发言很容易被浏览点击五千字或转发五百次，也很容易与政府认定的公共秩序混乱等标准不一致。《国语·周语上》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在地方司法层面，纽约时报接连在普通诽谤法规则下败北，遭遇了极大的财务困难和生存压力，于是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三是新生代媒体记者，他们的职业行为和良知可能在这一解释前止步。而对于何为公共利益以及官员行为与公共利益是否符合之类的问题，显然不可能是政府说了算，政府不过是开放社会里关于公共利益的商谈主持者和执行人，言论自由权利始终是宪法保护的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基础性权利。
且不去说1954年布朗案所折射的种族平等史的百年沧桑，即使是处于美国宪法核心地位的言论自由亦非理所当然。实际上早在２００７年厦门ＰＸ事件酝酿阶段就曾存在关于该事件的定性问题，厦门市政府最终通过行政民主的机制供给开创了公共行政的新范式。
政治稳定与道德健全的核心不在个人，也不在国家，而在于社会。一种适应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哲学应当是一种关于公共领域理性建构的哲学，因为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健全的公共领域，也就不可能生成制衡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理性。
对于言论自由之政治价值的认知古已有之。民主也不是一选了之的短期行为，而是贯穿于治理过程的持续性监督和参与行为。该司法解释的核心是对《刑法》第246条诽谤罪条款的法律适用解释。不过，在传媒技术依赖于纸媒的时代，言论管制还相对有效，书报检查制度一度为中外统治者共享。
因为对官员而言，他们的特权合法性来自公共利益，受限制的义务也来自公共利益，二者相匹配的目的正是为了确保官员更好地代表和实现公共利益。民权在理论意义上可以是天赋的，但在实践意义上必然有着具体的制度依赖，亦即法律上的抽象权利承诺并不等同于权利的实现，后者必然依赖权力机构通过具体的政策过程来加以构造和塑形。
施米特亦曾从保守主义角度提醒言论自由对政治统一体精神的消解作用。网络大V的群体性崛起表明了话语权的多中心化在技术上已不可避免。
在遭遇批评性言论时，他们就不再强调自身是官员，而愿意接受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躲藏在公民的外衣下享受着法律的平等保护。在所列举的裁量性情节中，引发群体性事件、引发公共秩序混乱、损害国家形象等均为弹性极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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